1961年7月2日，雷锋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战友于增水在队列当中稀稀拉拉，九班长看见后就发了火，好顿批评，可是于增水同志对此置之不理。下操后，于增水同志说，九班长态度粗暴，我懒得听他的。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有人说，九班长的脾气不好，有事受发火，他的心可是好的。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够正确。毛主席说过：‘真正的好心，顾及效果。’抱着好心又好对同志发脾气的人，常常是效果不好，既然效果不好，这好心又表现在哪里呢？这好心给革命、给同志带来了什么好处呢？这件事，我认为九班长应该对于增水同志进行耐心说服教育才对，在队列中对于增水发态度，达不到教育目的。”
“真正的好心，顾及效果。”语录的出处
日记中摘录的毛主席“真正的好心，顾及效果……”，出自毛主席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中的一段话。
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讲话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剖析，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讲话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
雷锋摘录的毛主席这段语录，原文如下：
“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已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雷锋运用毛主席“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语录，给我们的启示
雷锋引用了毛主席这段话之后，接着，分析了好发脾气效果不好，好心表现在哪里？又对革命、给同志带来什么好处？
接连两个问号，表达了雷锋学习毛主席这段语录后，对九班长批评战友的方式提出了质询。
又接着，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件事，我认为九班长应该对于增水同志进行耐心说服教育才对，在队列中对于增水发态度，达不到教育目的。我们都是阶级兄弟，应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这同时表明，此时的雷锋已经理解和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动机与效果的原理，才能如此清晰而正确地分析和对待此事。
“我们革命部队，不仅有严格管理的一面，而且有耐心说服的一面，不仅存在着自上而下严格要求的一面，而且也存在着自下而上自觉遵守纪律、坚决服从管理的一面。”
这是摘自雷锋1961年6月15日的日记。早于开篇时雷锋日记17天。这说明，雷锋对部队管理与教育关系的认识与处理已经成熟。而在4个月后，他对战友高奎云的客观分析、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细致入微地关怀，使他思想和行动有了深刻转变的过程，则是一个有力的佐证（雷锋1961年10月14日日记）
“单有良好的心智是不够的，主要在于正确地应用它。”（法国近代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笛卡尔）
历史的、现实的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如果光有好心，而不注意方式方法，照样不会收到好的效果。雷锋运用毛主席“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教导，指导自己实践的做法，启示我们：有好心，关键还在于要正确地运用好。好心必须要着眼于效果，也就是实效。要采取有针对性的而不是盲目的、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热情地而不是冷冰的、细致的而不是粗暴的、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方式，才会达到好心想要、所要、事与愿同的效果。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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