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雷锋精神的当代意义
作者：万俊人浏览：1255次'时间：2018年8月4日
1.重申是为了不再遗忘
雷锋是新中国建立不久后产生于平常工作岗位上的时代楷模。他是一位年轻而普通的汽车兵，却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人生短暂（1940-1962），却创造了不朽的“雷锋精神”，成为新中国多位领袖题词称赞、全国人民学习的“国民榜样”。“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它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党性标准、崇高使命和奋斗宗旨；内涵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恪尽职守、刻苦钻研的“钉子精神”，甘于平凡的“螺丝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等优秀的政治品质、道德品质、职业美德和人格力量。
然而，由于“文革”的政治化扭曲和“后文革”的低俗商业化扭曲，曾经为国人乃至至今仍为世人所敬重的、作为道德楷模的雷锋及其宝贵精神遗产，却一度受到冷落、质疑甚至奚落，面临被遗忘被遗弃的危险。我将其视为一种“过度理想化”“简单类型化”甚或“人为神圣化”的“雷锋精神”危机，而非“雷锋精神”本身的危机。从更长远、更广阔的文化道德、尤其是从信念伦理的视角来看，它毫无疑问构成了近代以来长期潜在且不时凸显的中国社会道德文化危机的一部分，也就是关乎中国共产党政治理想信念、关于社会理想信念、关于国民道德信念、关于现代文明社会与文明人格之理想信念的道德文化与精神信念的危机。
今天，面对建构文化自信、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德体系的当代课题，重温“雷锋精神”并牢记其内在意义、弘扬其价值，应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必须且应该补上的精神心理与道德文化课程。可以说，无论是之于家风家教还是之于政风民风，也无论是之于“工匠精神”和职业伦理，还是之于公民美德和社会伦理，抑或之于整个中华民族和当代世界的精神文明改善，“雷锋精神”一如既往仍有着不可替代、不可缺少的精神意义和实践价值。具体地说，“钉子精神”无疑可以帮助人们抵抗浮躁之风、增强心理意志定力；“螺丝钉精神”无疑可以让我们谨慎而客观地审视生活于社会和群体中的自我个人，加深我们对于群体、社会、国家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艰苦奋斗的精神”无疑是我们抗拒现代商业流俗化社会里不时泛起的奢侈之风和享乐主义的解毒剂；而“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正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急需重新获取和增强，以彻底摆脱腐败、慵懒以及一切脱离甚至伤害人民群众之腐败政风的精神正能量么？殷鉴不远，英雄先行。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不应该经常对照“雷锋精神”这面镜子，反省并改善自我么？
重申“雷锋精神”，是因为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出现了“精神心理遗忘症”和“文化道德痴呆症”的征兆，有些人有些地方已然患有这些病症，甚至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重申“雷锋精神”，是为了医治我们业已严重萎靡的精神心理和文化道德，使我们不仅不再遗忘，而且能够加深我们的道德文化记忆；重申“雷锋精神”，还是为了改善我们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文化心理，以期能够建构一种与迅速崛起的国家硬实力相适应的民族、国家之文化道德软实力，诸如国民的人格美德、政府的公共正义和清廉管理、社会的道德风尚以及更长远更根本的民族精神。尽管我们拥有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历史和“东方道德文明古国”的文化资源与道德荣耀，但作为一个后发的、庞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大国，我们所拥有或所能获得的现代道德文化资源并不丰厚，更何况晚清以降多次文化冲击和“文化革命”，已经让我们丧失了太多的资源积累，再也容不得我们有任何浪费文化道德资源的任性和失误了。雷锋和“雷锋精神”是新中国建国后产生的时代英雄和社会主义道德精神楷模，必须珍惜之、学习之、弘扬之，继承并发扬之！
2.“雷锋精神”有着持久的意义和价值
与人类社会在物质文明上的不断更替性进步有所不同，其精神文明、尤其是作为人类社会精神文明之核心的道德有着持久的意义和价值，“雷锋精神”就是这样。
首先，作为国民道德的模范，雷锋短暂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现代公民美德的高度统一。他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爱憎分明，对待同志“像春天一样温暖”，对待个人主义则“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他忠于职守，热爱事业，干一行、爱一行，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始终恪守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本色，对自己严格要求，节俭自律。同时，雷锋同志又有着极高的共产主义觉悟，时时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一位真正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优秀共产党员、新社会道德典范。
我曾经亲耳听到雷锋的亲密战友乔安山老人讲过一个雷锋的故事：一次，雷锋加班后饿得不行，本想到连队食堂找炊事员要点东西吃，恰好炊事员不在。他发现锅里还剩下一点锅巴，便铲起来吃了。后被炊事班长发现，班长只是问了一下他为什么吃锅巴。因为这件事，雷锋对自己不依不饶，多次检讨，连长、指导员几次劝他，认为他是为连队的公事加班饿了而吃了点锅巴，不算多吃多占，但雷锋仍然认为是自己对自己要求不严，必须反复检讨反省。滴水见大海，细微见真心。雷锋同志这种严于律己的道德自律精神和道德品格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其次，作为人民英雄的化身，“雷锋精神”的核心正在于始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人民”指拥有基本公民权利的公民群体，表达着一种公共普遍的政治意愿和意志；而作为一个伦理概念，“人民”则表达着一种人民价值主体、人民利益优先的普遍价值导向。雷锋来自普通民众之家，他理解普通劳动人民的忧乐好恶，更懂得如何以自己的绵薄之力来报答人民和社会的养育之恩。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家人一样对待他人和社会，这是一种多么广阔温暖的道德情怀！
重要的是，他对人民的理解和热爱，不仅比他的同龄人和同时代人更自觉更深厚，也具有一种善良人性人道的道德高度。他时时刻刻关心他人、帮助他人，竭尽自己所能地扶贫济困，不留名、不求私利，宁可辛苦自己也决不亏待他人。这是一种多么崇高善良的心灵境界！古今中外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反复证明，无论哪一个民族，无论人们承诺哪一种信仰或者哪一种宗教，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有一个关于人性人道的真理是确定无疑的：即如何看待并对待人民群众，尤其是那些生活于社会底层或者处在艰难困苦之中的人民群众，乃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良知的道德试金石，更是检验每一个社会和国家政府是否合符人类社会道义、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和伦理正当性的最终标准或最高标准。雷锋的伟大与崇高，正在于他用自己极为短暂而平凡的一生卓越地践行并体现了这一关乎人性与道德的普遍真理。
最后，作为理想人格的典范，雷锋和“雷锋精神”不仅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人格理想，而且也集中体现了人类卓越的理想人格。雷锋同志一贯严于修身律己、宽以仁爱他人、忠于国家、热爱并精工于本职事业、无私奉献社会的人生实践，实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湖湘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儒家主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理想人格的切实践履，更是古今中外无数贤哲和伦理学家共同崇尚并一致激励的理想人格典范。在此意义上说，“雷锋精神”绝不只是普通的中国式道德人格典范，而且也是具有普遍精神价值的人类理想型人格典范。这也是为什么雷锋及其精神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而且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推崇并引来许多“洋雷锋”的重要缘由。对于这一点，我们以往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宣传，需要改进和加强。
3.走出误区，讲好雷锋故事
雷锋同志离开我们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坦率地说，半个多世纪来，我们离雷锋同志或者雷锋同志离我们时近时远，时而清晰而亲切，时而模糊而陌生。这是因为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时而风和日丽，时而雾霾重重，但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自身时而清醒从容、气定神聚，时而焦躁不安、心慌意乱。换言之，雷锋和关于雷锋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已然成为我们社会的道德文化生活状态和我们自身精神生活状态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重温“雷锋精神”，加深理解并真正焕发其当代实践价值，首先需要用我们的言行来重叙雷锋的故事、讲好雷锋的故事，并将雷锋的故事转化为我们自身的、我们时代的道德伦理故事。只有这样，作为新中国道德人格典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资源的“雷锋精神”，才能汇入五千年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并得以世代相传、永不消失。
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关于历史、传统和文化尤其是道德文化的解释或理解，常常不知不觉地甚或是习惯性地陷入三个误区：
一个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误区，即对历史、传统和文化（尤其是道德文化）作断裂式的激进主义理解，将现代和现代文化与传统和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只注意它们之间的转变、异质、断裂，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同质、继承。这样一来，现代的新事物仿佛自天而降、无中生有。事实上，即使我们必须确认和强调现代社会文明对于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根本转变和超越，甚至是革命性的替代，也不能否认它们之间的历史关联和精神联系。以“雷锋精神”为例，我们当然首先要确认和学习其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和共产主义理想精神，但同时还需要注意它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之间的深厚关联，离开诸如传统家风家教、社风社教的长期影响，雷锋同志的英雄成长之路将会变得难以理解，甚至不可理喻。雷锋同志出生于淳朴的农民家庭，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我们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长期培养起来的优良的革命道德仍然发挥着持续而普遍的社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焕然一新，风正气淳。这些都是雷锋同志得以快速成长的良好外部环境。诚然，另一方面，雷锋同志自身的高度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努力是成就其道德卓越的内在主体因素。忽略或者偏视上述任何一个方面的做法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另一个误区，是对雷锋和“雷锋精神”的过度理想主义解释或理解。一段时间里，由于“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们对雷锋和“雷锋精神”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过度诠释和过度理想主义的理解，将其人为地擢升到一种超凡脱俗、高高在上的位置，使其严重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所能理解、所能学习和追寻的高度，结果造成“英雄与我无关”亦即英雄先进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疏离状态，这一教训是耐人深思、必须汲取的。事实上，雷锋同志一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平凡普通，其所以成为不平凡的英雄先进，恰恰是因为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在平凡的生活中做出了不平凡的努力和贡献，从而成就了自己不平凡的美德人生。这种化平凡为非凡、变普通为普遍的追求和成就，正是雷锋同志得以成为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和效仿的先进典范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雷锋同志所做到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做且应该做的，只要我们像雷锋同志那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持之以恒。因此，任何人为刻意地拔高雷锋同志和“雷锋精神”的做法，都不仅是不当的、错误的，而且客观上非但不能真正传扬“雷锋精神”，反而会虚化和消解其真实的精神生命和道德力量。
第三个误区，是对雷锋和“雷锋精神”的狭隘民粹主义解释或理解。毫无疑问，雷锋同志属于中国，属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雷锋精神”只具有中国意义，甚至只具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意义。实际上，雷锋和“雷锋精神”是诞生于现代中国却同时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典范人物和形象资源，也就是说，雷锋和“雷锋精神”同时也属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世界，不断出现的“洋雷锋”可为佐证。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不仅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方面，而且怯于宣传甚至刻意回避这一方面。这种道德文化上的民粹主义是狭隘的、需要认真改正和克服的。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强劲，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联系越来越紧密、交往越来越频繁、相互竞争与相互依赖同时都变得越来越高深，因此越来越具有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性和特征。更何况，随着“中国崛起”而逐渐在全球事务中凸显出来的“中国影响”或“中国效应”，也同时使得当代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或世界效应变得日益强大、显著和深远。在新的全球化国际语境中，如何讲好“雷锋故事”已然成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有机部分。要讲好“雷锋故事”，就必须弃绝一切狭隘的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粹主义，以高怀云峰、远致天岸的文化姿态和道德胸怀，运用国际交往语境、话语和方式，来讲述和传扬“雷锋故事”。
上述三个误区是我们需要认真总结的历史教训，也是我们立足于今日之中国与世界，讲好“雷锋故事”乃至“中国故事”所必须改变的。我们需要有新的姿态、新的方法和新的话语，来重叙“雷锋故事”。所谓新的姿态，我的理解是开放的文化心态和理性、平和的道德态度的综合。所谓新的方法，根本上是历史辩证法和文化多元论的高度统一。而所谓新的话语，则是国际多元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话语和中国道德话语的创造性表达和开放性沟通。此外，我还想强调的是，无论是讲好“雷锋故事”，还是讲好“中国故事”，都不只是某些文化精英甚或政府部门的文化职责，而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每一个海外华人的文化责任或道德义务。我在此表达对于雷锋同志和“雷锋精神”的怀念、记忆和主张，重申“雷锋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并非只是表达一种学术情怀和学术见解，还有我自身的特殊身份，即作为雷锋同志的湖南老乡和作为当代中国伦理学人的双重身份。向雷锋同志学习！向雷锋同志致敬！
（本文转载自《湖南日报》。）
